你會花錢,讓自己更容易偏心嗎?

核心研究
Enabling or Limiting Cognitive Flexibility? Evidence of Demand for Moral Commitme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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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設你是一名顧問,要替客戶在兩個產品裡選一個。你最後一定會知道產品品質,也一定會知道推薦哪個產品能讓自己拿到佣金。
現在只改一件事:你可以決定先看哪一種資訊。
直覺上,這似乎只是畫面順序。但一篇 2023 年刊登於《American Economic Review》的研究發現,資訊先後不只會影響最後的判斷,有些人甚至願意付出成本,主動選擇某種順序。
最反直覺的一個數字是:即使先看佣金要付出相當於佣金三分之一的成本,仍有 41% 的受試者願意這麼做。另一邊,也有 30% 願意付成本,讓自己先看產品品質。
這表示至少對相當一部分人來說,資訊順序並不是無關緊要的小事。
只改先後順序,自利推薦率就差了 17 個百分點
研究者 Silvia Saccardo 與 Marta Serra-Garcia 設計了一個顧問決策實驗。受試者扮演顧問,要向一位不知情的客戶推薦兩個產品之一。
其中一個產品的品質存在不確定性。顧問會收到一個品質訊號,也會知道推薦哪個產品可以拿到佣金。某些情況下,顧問自己的利益與客戶利益一致;另一些情況下,兩者衝突。
關鍵操弄很簡單:
一組顧問先知道自己的佣金,再看品質訊號;另一組先看品質,再知道佣金。
兩組最後得到的資訊相同,只差順序。
在有利益衝突時,結果出現明顯差異:
- 先看佣金:79% 推薦能讓自己拿到佣金的產品
- 先看品質:62% 推薦能讓自己拿到佣金的產品
差了 17 個百分點。
在沒有利益衝突時,兩種順序之間沒有顯著差異。這讓結果更值得注意:資訊順序真正開始發揮作用,是在個人利益可能污染判斷的時候。
人只是被順序影響,還是知道自己會被影響?
研究更有意思的地方,是它不只隨機指定資訊順序,也讓另一批受試者先選自己想要的順序。
受試者可以選先看佣金,或先看品質。之後系統有時照他的偏好安排,有時不照。
這個設計可以部分拆開兩件事:一種可能是,本來比較自利的人就比較喜歡先看佣金;另一種可能是,資訊順序本身真的會進一步改變行為。
當受試者真的拿到自己偏好的順序時,偏好先看佣金的人,比偏好先看品質的人高 19.5 個百分點推薦對自己有利的產品。
但沒有拿到自己偏好的順序時,兩類人的差距幾乎消失。
對那些本來想先看品質的人,真的讓他們先看品質,會讓自利推薦再少約 9 個百分點。
這表示偏好本身之外,實際進入哪一種資訊環境也很重要。
更奇怪的是:有人願意為這個資訊環境付錢
如果受試者完全不知道資訊順序會影響自己,那麼「願不願意付錢選順序」就很難解釋。
研究發現,當先看佣金需要付出成本時,仍有 41% 選擇先看佣金;當先看品質需要付成本時,也有 30% 選擇先看品質。
而且這個選擇會回應利益大小。
當顧問能得到的佣金很低時,只有 13% 願意付費先看佣金;佣金升到中等水準時,比例增加到 41%。不過佣金再加倍到更高水準時,比例只到 44%,沒有顯著再上升。
所以不能簡單說「利益越大,人越想偏心」。更合理的解讀是:至少有一部分人會依情境調整自己想進入哪一種資訊環境。
這是不是一種「預先安排好的自我欺騙」?
作者用有限注意力與「動機性注意」來理解這些結果。
概念上,先看到佣金可能會先建立一個判斷框架。等產品品質資訊出現時,它得到的注意力比較少,因此留下更多往自己利益方向解讀的空間。
這個想法很有吸引力,因為它讓自我欺騙多了一層:人不一定要清楚告訴自己「我要騙自己」,只要先選擇一個比較方便後續合理化的資訊環境即可。
不過這一段證據要保守看。
論文中的信念更新結果大致朝作者預測的方向走,但細緻的心理機制證據沒有主要行為結果那麼強。因此,比較穩妥的結論是:資訊順序會改變自利行為;至於背後是不是完全由動機性注意驅動,目前只有部分支持。
第三方也知道,順序可以把人往某個方向推
研究者另外找來第三方,讓他們替顧問安排資訊順序。
當第三方自己的利益與顧問一致時,有 58% 選擇讓顧問先看佣金;當第三方的利益改成與客戶一致時,這個比例降到 44%。
這項結果不能證明每個人都精確理解自己的心理機制,但它支持一個比較簡單的說法:人至少在某種程度上知道,不同資訊順序可能把判斷往不同方向推。
真正值得改的,也許是資訊流程
這篇研究最有實際價值的地方,不只是提醒大家「要更有道德」。
如果利益衝突會在資訊進場的第一步就影響後續判斷,那麼制度設計可以把問題往前處理。
例如:
- 招聘時,先完成對能力與作品的評估,再揭露容易引發身分偏誤的資訊
- 審稿或審查時,先看內容,再看到作者或機構資訊
- 採購、顧問或投資評估時,先完成品質判斷,再揭露佣金、部門利益或其他私人誘因
這些都是從研究合理延伸出的應用方向。這篇實驗沒有直接在所有真實場域做驗證,因此不能把 17 個百分點直接搬到企業、醫療或學術審查。
真正可取的原則是:如果某個資訊有可能污染評估,考慮讓品質判斷先完成。
後續證據怎麼看?
目前整體證據可評為 SUPPORTED,但有幾個重要邊界。
2026 年有一篇針對這篇研究的計算重現研究(computational reproduction)。它發現原研究其中一個「自利程度」變數存在重大程式編碼錯誤,而且其中兩個衡量道德成本的題目可能混入「希望他人受損」的因素。修正後,自利程度與偏好先看佣金的關係沒有消失,反而變得更強。
這代表程式問題不能忽略,但它沒有推翻本文最重要的行為結果。不過這項重現研究使用的是原始資料重算,還不是用新樣本完成的獨立重複實驗。
更廣的文獻也支持「人會策略性選擇資訊環境」這件事。例如一篇 2023 年的統合分析(meta-analysis)發現,約 40% 的人會避免容易取得、但可能迫使自己面對道德代價的資訊。
同時,效果高度依情境而變。2025 年另一個作弊實驗裡,願意付錢避開作弊機會的人只有大約 5%。這提醒我們,「願不願意為道德承諾付成本」不應被當成人的固定特質。
最後帶走一件事
利益衝突不一定等到最後按下「決定」那一刻才開始影響我們。
很多時候,真正的起點更早:第一個被看見的資訊是什麼?
如果你知道某個資訊會讓自己更容易替自身利益找理由,那麼最實際的自我控制,可能不是等它出現後再努力保持客觀,而是先設計好資訊出現的順序。
公平,有時候從第一個資訊開始。
參考資料
- Saccardo, Silvia, and Marta Serra-Garcia. 2023. “Enabling or Limiting Cognitive Flexibility? Evidence of Demand for Moral Commitment.”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3(2): 396–429. DOI: 10.1257/aer.20201333.
- Hsu, Yu-Hsiang Dexter, Joseph Tao-yi Wang, Wei-Chien Weng, and Gustav Chung Yang. 2026. “Stronger Evidence for Self-Serving Cognitive Flexibility: A Reproduction.” SSRN preprint. DOI: 10.2139/ssrn.6452840.
- Vu, Linh, Ivan Soraperra, Margarita Leib, Joël J. van der Weele, and Shaul Shalvi. 2023. “Ignorance by Choice: A Meta-Analytic Review of the Underlying Motives of Willful Ignorance and Its Consequences.” Psychological Bulletin. DOI: 10.1037/bul0000398.
- Caliari, Daniele, and Ivan Soraperra. 2025. “Dishonesty: The role of planning, temptation, and self-control.”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& Organization. DOI: 10.1016/j.jebo.2025.107323.